(常识翻译)辛德勇读《史记》|说秦始皇母谥为帝太后事

《史记·吕不韦列传》篇末最后一段话是:始皇十九年,太后薨,谥为帝太后,与庄襄王会葬茝阳。这“茝阳”,现在通常都写作“芷阳”,南朝刘宋裴骃撰《史记集解》,引述同时人徐广的注释,也说另一种文本是书作“芷阳”。因为同我想要讲述的主题无关,其何以歧异如此,在这里姑且置而不论。

百衲本《二十四史》影印南宋建安黄善夫书坊刻三家注本《史记》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这里的“太后”,指的是秦始皇的母后,也是秦庄襄王的王后。这里第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是:司马迁为什么要把秦始皇母后(或庄襄王王后)的死事记在这《吕不韦列传》当中。其实只要老老实实地读过一遍《史记·吕不韦列传》,就会很容易了解这一问题的答案很简单,这就是秦始皇生物学上的父亲,乃是吕不韦。这位庄襄王的王后,本来是邯郸赵氏“豪家女”,貌美亦且善舞,被“家累千金”的富商大贾吕不韦看中,娶为小妾。按照当时通行的说法,这种小妾,是被通称为“姬”的,因而这位女子在吕氏家中又可称作赵姬。吕不韦把这美女娶到家中,当然不是供着看,免不了会翻云覆雨,做些大人常常都会做的不尴不尬的事儿。于是,这位赵姬就怀上了吕氏的骨血。就在赵姬怀孕不久的时候,偶然遇到了秦始皇社会学意义上的父亲秦庄襄王子楚。当然稍微具备一些中国古代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这“庄襄”二字是他即位为王并且死去之后才会获得的谥号,在这个秦国公子哥儿第一次遇到吕不韦这位美姬的时候,子楚当然还是个活生生的人,而且也还不是秦王,只是以所谓“诸庶糵孙”的身份,作为人质,被抵押在赵都邯郸。这时,钱赚多了一心想做政治投机的吕不韦,在“往来贩贱卖贵”的商务旅途中,来到邯郸。他那位出身于邯郸豪家的美姬,不知一直居住在邯郸的娘家,还是伴随乃夫出行,转回到了邯郸,反正也同吕不韦一道出没于邯郸城里。子楚在赵都邯郸的人质生活,实在不太美妙。秦国军队不停地攻打赵国,赵国当然很不待见他,可以说,没被赵国杀掉,已经是万幸;更难受的是,秦这个祖国只是把他的小命给压了出去,却并没给他什么生活费。没钱花,实在窘迫得很。子楚这种窘境,被吕不韦看在眼里,计上心来,当下做出重要判断:“此奇货可居。”吕不韦的目的,是通过资金的运作,一方面让本来没机会继位为王的子楚成为太子,同时再让他在诸侯之间享有声名。有钱确实能使鬼推磨,经过一番运作,这两项目的,都很快实现。吕不韦换来的好处,是子楚答应他说,将来会“分秦国与君共之”。清楚认识这些情况,我们才能了解,为什么子楚甫一即位,就委任吕不韦为丞相,并册封他为文信侯,“食河南雒阳二十万户”;还有吕不韦为什么会指令门客编着《吕氏春秋》,作为秦人一统天下之后的治国纲领。钓上来的这条大鱼竟有半个秦国那么大,吕不韦当然心满意足,不过为此他也确实付出了很多很多钱财,以至达到“破家”的程度。历史的发展,充满戏剧性情节,一个完全意想不到的情况,突地呈现在顺风顺水如愿向前推进自己目标的吕不韦面前。一次,吕不韦设宴,请来子楚,一同饮酒作乐。得意忘形的吕不韦,一高兴,竟让他心爱的赵姬作陪。不料子楚一看这绝代美人就控制不住色心,竟然向吕不韦开口,请求他把这个女子让给自己。这样的要求,当然非常过分,可子楚敢把这无耻的话讲出口,自是吃准了吕不韦的政治野心,知道他对权力的欲望大大强于对女色的喜好。果然,吕不韦出于本能大怒之后,迅即冷静下来,“念业已破家为子楚,欲以钓奇,乃遂献其姬”,即不必为一女子而妨碍自己的权力追求,迫不得已,就献上了这位宠姬,同时也让她带走了肚里的孩子,而赵姬不会把这一情况告诉子楚。子楚对这位邯郸美女也是真心喜爱,很快就把她立为正房夫人。当然赵姬很快给他生下了吕不韦业已种下的那个孩子,这也让子楚大为欢心。子楚给这个孩子取名赵正,他就是后来的秦始皇。儿子的长相从来都是像妈的多,所以子楚也不会琢磨赵正这龟儿子长得像不像自己这个问题。很快,子楚继位,成为秦王,便一如前约,让吕不韦做自己的丞相,以分享治国的权力。虽然仅仅三年之后,他就离世成了“秦昭襄王”,但赵正则顺理成章地继承王位。当时赵正年仅一十三岁,尚不具备理政的能力,代替他执掌权柄的,一是生母赵太后,二是生父吕不韦,而且这两个人旧情复萌,还时时暗通款曲。新王赵正不禁把他亲爹吕不韦的官职由丞相提升为更高一级、同时也更为尊荣的相邦(司马迁写《史记》时因回避汉高祖刘邦的名讳,将其改书为“相国”),还尊称吕氏为“仲父”(北方市井语言里与之对应的词语,是“二大爷”,所以“仲父”也可以看作是“二大爷”的文雅说法)。从表面形式上看,吕不韦的政治投机似乎获取了更大的回报,可是福兮祸所伏,后来他出事儿,并被迫自杀,追根溯源,也可以说是出自他与赵正以及赵姬之间这一特殊因缘。事实上,正是由于秦始皇之母同吕不韦之间存在着这么一层特殊而又深切的关系,司马迁才会把秦始皇母后之死写在《吕不韦列传》之中,以有始有终地展现这两个人物之间内在的联系。上面讲述的这些内容,一些读过《太史公书》的人,大多都会明白,不过是用现代白话翻译了《吕不韦列传》旧体古文的记载而已,何必一本正经地讲这些除了文言文盲和傻瓜谁都知道的大白话?其实在我看来,从事历史研究这个行道,最基本的起点、或曰立足的基点,就是要老老实实地读古人的书,而所谓老老实实地读古人书,并不是拿过书来闷着头看就行,还需要先具备一点最最基本的常识:这就是古书并不是一个字儿一个字儿写的,凡是头脑正常的作者,都要在动笔之前先有个谋篇布局,包括话在何处说,字儿往哪里写,是会有个通贯思考的。太史公是行文高手,旷绝千古,空前绝后,自然尤其讲究这一套,因而我们在解读《太史公书》并据以立论的时候,也要特别重视这一点——读《史记》,需要仔仔细细地慢慢读,需要前前后后通着看,很多重要的认识,自然而然地就会这样读出来。《太史公书》也只有这样读,才能品出它的味道。在怎样看待秦始皇生父这一问题上,南朝刘宋时人徐广和唐人司马贞,就不顾司马迁通篇的记述,孤立曲解《史记·吕不韦列传》中“至大期时生子政(正)”这句话,以为秦始皇是十二月出世的晚产儿;后人再由此恣意狂想,最终衍化出来赵正并非吕氏制造的荒唐结论来(别详拙文《赵正那娃到底是不是个野种》)。其实只要上下顺着老老实实地把《吕不韦列传》读到底,读到“始皇十九年,太后薨,谥为帝太后”云云这段话,就应该能够理解这位赵姬同吕不韦之间那段床笫之情的丰硕成果了。另外,关于秦始皇生父问题,一些人拘泥于《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记载,以为《秦始皇本纪》既已清楚表述说“秦始皇帝者,秦庄襄王子也”,赵正就当然不会是吕不韦和他妈翻云覆雨的结果,他的爸爸只能是秦庄襄王。其实这关系到《史记》的叙事形式,是关系到怎样读史书和怎样用史书的一项最基本的问题。即每一部书都是有生命的,都有着特定的“生理”特征,读者需要首先清楚认识史籍这些生命的特征,才能合理地解析书中叙述的史事。率尔操觚不行,随便翻书一看就动心思眼儿更不行。我们大家在阅读和利用《史记》做研究的时候需要了解,《太史公书》载述史事有一个重要特点,这就是在不同篇章之间,往往刻意采用详略互见的笔法,错综为文,令其行文有曲折回环之妙;当然更为实质性的用意,是通过这种形式来更加合理地安排其本纪、列传等各个不同部分的内容,使之发挥出最佳的效益。由于《史记》的“本纪”是直接承自《春秋》等早期编年体史书,意在简明扼要地载述重大史事的梗概,而与此相关的其他细节,则通过相关人物的“列传”(还有介于本纪和列传之间的“世家”),或是记述相关典章制度的“书”来体现。明此体例,大家就很容易理解,《史记·秦始皇本纪》在“秦始皇帝者,秦庄襄王子也”这句话的后面,还进一步说明云:“见吕不韦姬,悦而取之,生始皇。”这就是意在告诉读者,关于这位“吕不韦姬”生下秦始皇帝的具体内情,将在《吕不韦列传》里叙说。这么通观并读《秦始皇本纪》和《吕不韦列传》两处的记载,吕不韦造出赵家第一个皇帝这一史实,司马迁不是表述得一清二楚么?我读《史记·吕不韦列传》“始皇十九年,太后薨,谥为帝太后”云云这段话,看到的第二个有意思的问题,是秦始皇母后去世后为什么会被“谥为帝太后”?谈到这一问题,我们首先知道,按照西周时期通行的礼制,妇人本来都没有谥号,即唐代孔颖达等人所说“妇人法不当谥”,当然首先是王后无谥。这样做的道理,是因为“妇人无外行,于礼当系夫之谥,以明所属”(孔颖达等《春秋左传正义》卷二)。可是到了春秋时期以后,礼坏乐崩,旧有的制度不断发生更改变易,女子的谥号便也随之浮现于世。《左传》开头记载的第一条史事,内容如下: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继室以声子,生隐公。西晋杜预注此“声子”云:“声,谥也。盖孟子之侄娣也。诸侯始娶,则同姓之国以侄娣媵。元妃死,则次妃摄治内事,犹不得称夫人,故谓之继室。”(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卷一)显而易见,声子得谥的原因,是由于她不是正夫人,不得“系夫之谥”。其情形,乃如清人孔广森所言:“春秋之初,下成康未远,诸侯夫人犹从君之谥,卫有庄姜、宣姜,郑有武姜是也,非正嫡则无谥。”(孔广森《公羊春秋经传通义》卷三之上)所以鲁隐公才特地为乃母定立谥号。于是,中国历史上最早见于史籍记载的女性谥号,便由此产生了。

《四部丛刊初编》影印玉田蒋氏藏宋刊巾箱本杜预《春秋经传集解》

值得注意的是,声子这一谥号产生的基本缘由,是鲁隐公尊崇其母,是在乃母不得“系夫之谥”的情况下,不得已而采用的一种变通办法。因而,在实质性意义上,它是悖戾“谥者行之迹”这一谥法原则的(《逸周书·谥法》),只是在形式上与之相似而已。声子获得谥号的情况虽然有些特殊,但妇人得以单独称谥之例在鲁国一开,其后衮衮诸公正室夫人的后嗣,也都纷纷效行其事,以尊奉其母。很快,在鲁庄公二十二年,就给自己的母亲、亦即桓公的姜姓正室夫人定立了“文”这个谥号,称之为“文姜”(《春秋》鲁庄公二十二年)。这样定立谥号的道理,是“夫人以姓配谥,欲使终不忘本也”(孔广森《公羊春秋经传通义》卷三之上)。这么一来,就把声子那个别有原因的特例,转换成了谁都可以仿效的定例,以致“鲁自文姜以后,不别适庶,皆各自为谥”(孔广森《公羊春秋经传通义》卷三之上)。

嘉庆十七年孔广廉原刻本《春秋公羊经传通义》

鲁国情况如此,其他各国不同程度地也都有类似的做法。至春秋后期,甚至东周君主景王,也给自己的王后定了“穆”这个谥号(《左传》昭公十五年。宋罗泌《路史·发挥》卷五《论谥法》)。尽管穆后得谥同其先于景王逝世有关,即乃夫尚在世上活得好好的,自然无法预知他的谥号是什么,这个逝去的皇后也就无法附从于她丈夫的谥号,但像鲁隐公次妃声子、桓公夫人文姜等这样一些业已行用的妇人谥号,还是给景王之后获得这个独立的谥号创造了适宜的文化环境。具体谈到春秋战国时期的秦国,是否给国君之后评定过谥号,我没有见到清楚的记载。不过若是她的寿命长过了国君,在儿子继位之后,这个国君之后就成了太后,而秦国有个著名的太后,就应该是有谥号的——太后也是后,在谥号这一点上,二者之间是没有什么区别的。这个太后,是昭襄王的生母芈氏。据《史记·秦本纪》记载,昭襄王是继武王之后即位成为秦王的,而武王的离世缘于他酷爱体育活动,举鼎绝膑,伤情过重,最终丢掉了性命。武王之父系秦惠文王,昭襄王是他的小弟,即昭襄王继位,不是父死子继,而是兄终弟及。只不过他们这两兄弟的关系,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疏远——昭襄王跟武王不是一个妈生的。对于这兄弟两人的关系,《史记·穰侯列传》更清楚记载说:“宣太后非武王母,武王母号曰惠文后。”所谓“武王母号曰惠文后”,实际上是告诉我们这位秦武王的母亲乃是惠文王的正妻,故得以遵循“系夫之谥”的原则,以其夫君的谥号“惠文”冠加于“后”字之前,呼之曰“惠文后”。这意味着昭襄王乃是庶出,也就是这位芈夫人并不是惠文王的正室,而这一点同她取得独立的谥号是有密切关联的。《史记·秦本纪》记载说,这位芈姓夫人“号宣太后”,《史记》和《战国策》等史籍在提到此人时也都是“宣太后” 、“宣太后”地称呼着,可这个“宣太后”到底是个什么性质的名号,这些史籍却都没有做出清楚的说明;后世注释《史记》和《战国策》者,同样没有人做过解说。一个可以让我们设想的可能,是它会不会是所谓“尊号”?即如西汉群臣给刘邦“上尊号为高皇帝”那样(《史记·高祖本纪》),给这位太后一个尊崇的称呼,而不寓有褒贬其生平行事的意义。可这“宣”字涵义并不像“高皇帝”的“高”字那么鲜明,用作尊号的可能性很小;再说刘邦之“高皇帝”本来就像赵正的“始皇帝”一样,乃是谥号的替代品(别详拙文《高眼看〈高纪〉》,收入拙著《正史版本谈》),其实质性意义仍然等同于谥号,因而在缺乏“始皇帝”那般先行条件的情况下,也不会出现“宣太后”这样的尊号。排除尊号可能之后,窃以为“宣太后”这个“宣”字就只能是谥号了。我们看看前文引述过的《史记·穰侯列传》,其所称“武王母号曰惠文后”,这“惠文后”就是武王之母死后的谥称,故《史记·秦本纪》所说芈夫人“号宣太后”,也完全可能是就其谥号而言。盖《周书·谥法》云“圣善周闻曰宣”,遵而用之,理宜然也。只是如前所述,这种谥号,是有特定指向的,即只有美谥,没有恶谥。一般来说,当这位芈夫人在世的时候,臣子们只要称她为太后即可,因为活着的太后只有一位,没必要再别加区分。《战国策》等文献记载,赧王四十五年、亦即秦昭襄王三十七年,周君之秦,行前,有客对周公子冣说:“不如誉秦王之孝也,因以应为太后养地,秦王、太后必喜。”(《战国策·西周策》。《史记·周本纪》)这里所说“太后”,就是当时人对这位芈夫人的普遍称谓,而那时并没有什么“宣太后”的说法。长沙出土“廿九年漆卮”,铭文曰“廿九年大(太)后”云云,研究者以为这里所记“大(太)后”,就是昭襄王母宣太后(李学勤《论美澳收藏的几件商周文物》,刊《文物》1979年第12期)。这一当时的实物,足以印证《战国策》上述记载符合历史实际。

《中华再造善本》丛书影印国家图书馆藏宋绍兴姚宏刻汉高诱注本《战国策》

如上所说,这位芈夫人并不是惠文王的正室,而惠文王的正室夫人已经占据了“惠文后”那个“系夫之谥”,这样昭襄王想要给其生母芈氏一个相应的称谓,尊而奉之,便只能仿效鲁隐公为其生母定立谥号的做法,给予“宣太后”之名了。宣太后在私生活中耽溺于鱼水之欢,同时也十分乐于操弄权柄,且手段高强。在这两点上,秦始皇生母赵氏夫人,都与其高度相似。既然在秦国已有宣太后这个成例在先,秦始皇帝想要效行其后,给自己的生母奉上一个谥号,自属合情合理。在上述历史背景下解读“始皇十九年,太后薨,谥为帝太后”这段话,我有下面这样几点认识想和大家分享。第一,赵正给自己量身打造“皇帝”这个称号,时间是在他完成对关东六国血腥兼并的秦始皇二十六年,所以,“谥为帝太后”之事绝不可能发生在秦王政十九年其母后刚刚去世的时候。这个“谥号”应该是进入秦始皇二十六年以后才定立的。第二,在初并天下的秦始皇二十六年,赵正为防止死后经历“子议父,臣议君”的尴尬局面,被其子其臣根据他一生的罪恶行径给他定下“恶谥”,从而废除了西周以来的谥法,决定对他本人和继位的子孙都不再给予谥号。替代的办法,是他自己在离世之后“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史记·秦始皇本纪》。别详拙著《生死秦始皇》;又拙文《谈谈“始皇帝”的谥号性质》,收入拙著《正史与小说》)。在这一前提下,所谓“谥为帝太后”,这“帝太后”严格地说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谥号,只是“宣太后”式君主之后谥号的一个替代品,与“始皇帝”、“二世皇帝”以至“万世皇帝”性质相同。第三,参照“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的谥号替代形式,秦始皇生母赵氏夫人被“谥为帝太后”,这“帝太后”应是一种简便的称呼,其全称应该是“始皇帝太后”。盖“太后”之称既缘自其子,替代谥号的称谓形式,也应从子而定。同时我们可以推测,秦始皇为历代皇后定立的谥号替代方式,也应该本着系之于夫的原则,依次作“始皇帝后”、“二世皇帝后”以至“万世皇帝后”。在“始皇帝”等历世皇帝之外,添加上“始皇帝后”等历世皇后,再加上“始皇帝太后”等历世皇太后,这才是这一始皇新制的完整内容。最后,反过来看,秦始皇生母赵夫人被“谥为帝太后”一事,正很好地体现出秦始皇赵正确实废除了谥号制度,“始皇帝”之类的称谓正是君主谥号的替代物。(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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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lyc054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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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乐福的原名“Carrefour”,这是个中性的空间和地理概念,它的准确的汉语翻译是“广场”或“十字街口”。它既不表达意识形态实践,也不表达伦理取向;它既非政治学的,亦非心理学的。而且,这也是一个有浓重西方痕迹的词语。但是,在北京,在国际展览中心的边侧,“Carrefour”大型超市,被音译为“家乐福”。根据目前流行的翻译政治学,根据少许的声音联想,根据商业策略对伦理学的习惯利用,一个中性的西方词语顷刻之间就弥漫着中国的乡土气息,既温暖又诗意。在将其利润动机藏匿起来的同时,这种翻译还掩饰了它的跨国性,这个本土化的名称抹去了异域的痕迹,它将跨国资本、跨国连锁店和本土性巧妙地缝合起来,这既缓解了隐伏在心理上的民族冲突,也消除了类似于殖民主义的创伤记忆。因此,在家乐福购物,就不是被跨国资本所包围和吞噬,相反,我们是在一种妄想的语境里购物,在一种刻意剔除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中购物。是的,这里其乐融融,合家欢乐。此时此刻,谁又会想起,这里的一切,其起源、现实、目的都是从遥远的欧洲长途奔袭而来?语法家乐福为购物者设置了一条购物通途,一个物堆砌而成的航道,一个物阵的语法模式。顾客犹如一个词语,他在这个语法轨道中徘徊,他必须循此而去,必须加入它的购物结构中。迈进了家乐福,就迈进了符号学。家乐福为他编码,为他引航,这不是自主性的,而是强制性的:首先,他必须存包,接着,必须上楼,后来,必须下楼,这是家乐福初步展示出来的结构主义,这也是符号学匿名的权力机制,它对自由散漫的主体性毫不留情,它让他服从,将镣铐锁在他的脚下,购物者无法随心所欲地闯入物阵,相反,他被一个目的性结构引导和操纵——购物者必须从二楼开始,从通常的观点看,购物者是从物的系列的尾部开始的,也就是从那些最不具有畅销性的边缘货物开始的。购物者无论如何得浏览一遍家乐福的全景,只要你进入了它的货区。这就是家乐福的强权性:他从一个入口进去,就必须从另外一个入口出来,而货物就悬挂于洞壁两周,他没有转身出门的可能性,他只能往前,不得不遭遇整个货物体系,这样,货物的显现概率、出场机会就大大提高了,它们的销售机会就增加了。同时,愈是那种边缘性的、销售率低的货物,那些冷门的乏人问津的货物,愈被置于突出位置。通过结构上的变动,家乐福增加这些货物的在场感,增强它们的光亮和可见性,最终增加它们的销售机会。在家乐福,这样一些边缘货物是什么呢?为此,必须考虑家乐福的经济学原理——实际上是一些简单的经济学原理。家乐福的首要法则是快速的新陈代谢,也就是一种生产和再生产的高速循环,依据一种常规的生意经来说就是“薄利多销”。家乐福的经济学原理简单、直接、明了,毫不闪烁其词。便宜,这几乎是所有顾客的共识。家乐福从不构筑价格神话,它不是像赛特和燕莎那样将稀有性和昂贵性熔于一炉,物品从不等待着阔绰而神秘的主人,从不期盼着激情迸发的购买瞬间,从不幻想日后的诗意命运,在家乐福,货物安然于它们的随波逐流,听从任何顾客的召唤。家乐福的利润原理不是一锤子买卖的暴发原理,它依靠货物的循环率,它将全部的筹码押在货物的循环时间上,就在这种买进卖出的旋转齿轮上获利。家乐福不寄希望于价格神话,而寄希望于速度神话,它不寻求一劳永逸,而寻求无尽的再生产:所有的货物都应在短期内获得薄利。这就是家乐福的利润原则,同时,它决定了家乐福的一般商品体系——它们应是日常的、短命的、一次性的、反复地消费的。物品务必有一种快速的再生性,在这种再生产的周期中,在循环的速度中,利润汩汩而出。再生力,这是家乐福一般商品的生理机能;薄命,这是它们的性格悲剧。显然,食品就成为家乐福的销售重心,它们既是短命的,也是可以反复再生的,同时,它们的不可或缺性保证了它们的再生产的稳定性和持久性。事实上,家乐福的购物者就是奔着它们而来,他们对它们取之不尽,这就是家乐福内在的购物动力学。家乐福将食品置放在楼下大厅,也就是销售通道的后半段和出口处,与食品遭遇,这是购物的尾声,也是购物落幕之前的最后一次盛宴,它处于叙事高潮的时段,是物和人交往的激进时段。食品是商品的重心,也是购物叙事空间的中心。食品,既主宰着这里的心理学,也主宰着这里的符号学。那些购物者正是在此暴露了他们的本质、动机、目的。越是中心性的物品,越靠近出口;越是边缘性的物品,越靠近入口。越是生命力短的物品,越靠近出口;越是生命力长的物品,越靠近入口。这是家乐福的商品链条,也是它的结构法则。从入口到出口,物品的循环周期在缩短,而它们的流通速度在增加;它们的物价在递减,它们的利润却在攀升。在楼上,在入口处,货物相对偏离了家乐福的销售原则,它们的生命周期逐渐延长,在此,我们看到了少量家电、自行车、衣物,以及某些卧室用品,总之,它们越来越远离厨房。这些相对来说更有耐力的货物被置放在家乐福的入口处,入口,是好奇心最微弱的开端,是购买行为即将拉开的序曲,是脚步迅速越过的门槛。这是一个双重过渡性的位置:它是消费身体的一条必由之路,是两种空间变换的地理标记;同时,它也是一个心理转化的驿站,空间在此刻开始改造欲望。入口,对于置身其中的商品而言,是命运的二律背反:一方面,这些商品的显现概率是空前的,它们同购物者迎头相撞,这增加了它们的销售机遇;另一方面,顾客的购买欲望尚在萌芽状态,这是一个兴奋压倒行动的时刻,是观望主宰着购买的时刻。物品向所有人敞开,不过是向所有的观望者敞开。物品有最大的出售概率,但也只有最少的被购买事实。这就是边缘商品的命运:它们置身于最好的空间位置,却处在最差的时间片段。家乐福严格按照某种特定的语法形式组织它的货物链,这就使它和那些巨型的现代商场区分开来。后者是反中心的,没有焦点性的商品,没有逻辑的绳索,没有递进的秩序,没有最后的高潮和疯狂。商品遵从某种秩序,但摆脱了等级性秩序。它们遵从类型学的秩序,而不是结构主义意义上的秩序。它们有语法,但不是全盘性的普遍语法,它们只遵循局部语法,或者说,这些商品是分类的,它们的摆设受类型学而不是语法学的支配。这些殊异的商品类型是并置的,在结构上是彼此无关的,在等级上是不分高低的,在空间上是互不关联的。商场不设置一个封闭的强制性通道:它到处有缺口、破绽、缝隙,到处有捷径和通途,所有的商品都可以成为中心和非中心,都可以被通过也可以被绕开,都可以被检阅也可以被忽视。购物者可以流连忘返,也可以直奔主题;可以乘坐电梯,也可以攀爬楼梯。就空间语法而言,如果说家乐福是结构主义的,那么,另一些商场——如新东安市场——就是解构主义的。在家乐福,购物者不会陷入迷途,这不仅仅是因为它的面积过小,还因为它的严格语法使购物者难以出错。在新东安市场,购物者一遍遍陷入迷途,不仅仅因为它的面积过大,还因为它的混乱语法让人不知所措。物品低廉性和再生性,这是家乐福物品的本质。那么,它的形式呢?从体积的角度而言,这些物品都是微型的、小巧的,家乐福很少有大宗商品出售。这些微型物品通常以复数的形式存在和展开。如果说,物类和物类之间存在人为的等级制,存在组织上的秩序机制的话,那么,在物的内部,这些复数形式的物品的布置服从于美学法则和可见性法则。同种类型的物品(如各种各样的色拉油)整齐地码放着,它们试图堆砌成一个庞大的体积,一个醒目的形式,一个夸张的图案。这些物品单个地不会产生视觉效果,然而一旦集体组织起来,它们就从沉默中、从一个隐晦的角落脱颖而出。这个醒目体积将单个物品作为材料,利用它的色彩、形状、硬度,利用它的自然材质和固有的搭配能力,来雕琢它自身的美学。我们看到,这里有各种各样的庞大构图,它们形状各异,相互比附而又相互区分,它们各自划分了一个符号区域。这些构图不仅仅具有实际的指示功能,也不仅仅具有美学功能——它们可以对单调的空间进行装饰,可以使它更活泼、更俏皮——而且可以成为游戏对象。在这些构图中,包含着难度、心计、幽默感、无关大局的坍塌危险,这一切都使顾客产生了兴趣,他会走近它们,端详它们,抚摩它们,他可能动手挑选其中一个,他想看看它们会不会崩塌。那些像搭积木一样搭成的食品盒子,它们高高耸立,摇摇欲坠。给它们轻轻施加一点压力,它们会不会轰然倒塌?在家乐福超市里,显现出一种真正的物的大海景致。购物者完全被物品所包围,物品将货架挤得满满的。它们将货架吞没和埋葬了,货架消失在视线之外,物品像是自己凭空支撑和生长起来的,它们就那样一排排地安静地矗立着。同时墙壁也消失了,靠墙的货架及其物品将墙遮得严严实实。这样,除了一排排平行着的物品之外,购物者什么也看不到,他像是在无边的物品体系中逡巡,看不到尽头。目之所及,是物之大海。购物者在观望,是物的目标在引导着观望;购物者在行走,是倚靠着物的背景在行走。从一个物墙到另一个物墙,从一类物品到另一类物品,从一个物的方阵到另一个物的方阵,自始至终,他走不出真正的物的牢笼。物既是家乐福的目的,也是它的装饰品;既是它的内容,又是它的形式;既是它的材料,又是它的美学。物,是家乐福这一名词的全部所指。物品之外还是物品,家乐福不为物品添加任何额外的东西。物是赤裸的、直接的、原色的,是现象学式的。这使家乐福与另一些商店截然有别,在那些商店里——无论是诸如世都百货这样的大型高级商场,还是诸如东四的专卖店那样的小型店铺——物总是被赋予了精神背景。那里的音乐,有时是莫扎特,有时是麦当娜,有时舒缓,有时激烈,它成为物的言语,是物的间接咆哮或低语。那里的灯光,有时柔和,有时暧昧,它是物的情调,是物的氛围、光泽和气质。那里的物是中心,不过是被烘托的中心,它的周围,点缀着布景、壁画、时尚或者历史。而家乐福的物呢?它坦荡、绝对、自在。家乐福驱逐了一切的暧昧和氛围,它将物置于光天化日之下——家乐福使用的是单一的日光灯,它亮如白昼,昭示了物的绝对真理。物,是自律的,是自行敞开的,是自我存在的。这是绝对的物的现象学,它以沉默的方式,既处在氛围之外,也处在历史之外。物是中心,不过是没有布景的中心。不是刻意的人工氛围,而是平淡无奇的标价签,不是幽雅动听的音乐,而是枯燥沉默的数字,构成了家乐福的物品语义。标价签是它的价值,也是它唯一的诉说和应答言语。标价签是物同购物者的谈判机器,它无法更改。这既是契约,也是法律,既是物的经纪人,也是物的统治者。标价签,这张电脑打印的小纸片,它黏附在物的一个小小的隐秘角落,然而,它既覆盖了物的整个语义,又揭穿了物的深邃知识。这样,在家乐福,你就难以看到那种通常意义上的售货员了。售货员是物和顾客的中介,是物的代言人,但是,在此,标价签取代了他的功能。这里没有问讯,也没有解答,一切都明确地铭写在标价签上。家乐福的员工呢?他们通常不是解答疑惑,出售商品,与顾客讨价还价。不,他们并不负责售出和减少商品,他们只是负责维持和添加商品。在商品被挑走之后,他们并不沉浸在出售的喜悦之中,而是陷入工作和再生产的焦虑之中:他们必须搬运货物,随时随地维持着物的量的稳定性。这样,在家乐福,不论每天售出了多少,它的货物依然是饱和的、完满的,货架从不留出空隙。家乐福像从没出售过、减少过或损失过什么似的,永远保持着物的拥挤状态。它似乎永远是平静和一劳永逸的,从不经历波澜。就物本身而言,它似乎从没改变,从没流通,从没发生任何位移。但是,在这种稳定性下面,有谁知道,它在反复地历经着购买和销售的狂潮呢?顾客让我们来看看这些购物者吧。他们是家乐福的决定性的结构要素,他们是家乐福的对象,也是家乐福的目的。家乐福的一切都以他们为中心。他们具有消费和生产的二重性:他们既消费家乐福的商品,又再生产家乐福的制度。家乐福不是将他们作为观念上的主人看待,而是作为事实上的主人看待,作为物品的主人看待,即使在他们真正拥有这些物品之前。我们看到那些购物者漫不经心、优哉游哉,他们没有丝毫的羞涩感、不安感、局促感,他们可以随意停顿、消磨、打量、抚摩、把玩,重要的是,这里没有目光的监视和制度的约束。顾客有一种真正的心理上的自主感,他们闲庭信步的身影,犹如一场买卖的皮影戏。他们从城市的各个角落涌来,无疑,他们是这个城市的长期居住者。家乐福不像北京的另外一些著名商场,那里混杂着来自五湖四海的人。在那些商场里,购物者具有多重身份,他们既观光,又购物。那些商场对于有些人来说,是一个富丽堂皇的场所,是触摸现代性的途径,是震惊、刺激、猎奇的乐园。商场,是免费的景点,同时又是冷漠的奢华机器:人们可以自由地进入其中,但是,面对有些物品,他们会忐忑、惊叹、困惑、丧失任何信心。商品虽然和他们面面相对,但通常拒他们于千里之外。在那些商场里,行走是自由的,又是紧张的,商场总是在提醒他们的经济能力、身份、地位和阶级属性,总是在提醒他们的现实处境和特有的政治经济学。那些商场并不会使他们陷入物的方阵中而迷途忘返。人总是无法坦然地和现代性共舞。家乐福与那些豪华的场所完全不同。它是反身份的,也是反政治经济学的。它不提供现代性令人们景仰、震惊。这些货物通常是家用的、常见的、低价的,购物仅仅是日常生活实践,目光遭遇的是常识。物品不再表现为奇观、深不见底的秘密、巨大意义的载体,物品的意义附着在它的可见性的表层。购物是轻松的,它摆脱了那种严肃性,摆脱了昂贵物价引起的自卑感。在这个意义上,家乐福向所有的顾客——无论他们具备怎样的身份政治——敞开,它面向无限的人群。娱乐也是消除这种购物政治经济学的有效方式。在家乐福的购物人群中,通常有一些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型购物组织,这就为娱乐提供了前提、机会。或者说,家庭购物群正是怀着一种隐秘的娱乐心理而来的,他们就是想在此耍乐。家乐福在自身的空间内为娱乐做好了准备,给他们提供了良好的娱乐设施。这些娱乐设施之一是两段楼梯,首先是上楼的,然后是下楼的,他们不是台阶式的,无须小心翼翼地拾级而上。上楼的通道——进入货区前的必经之路——是一段平缓的长长的斜坡,它如此宽阔,足以通过一辆东风大卡车。这就为一个家庭的嬉戏拉开了序幕:此时,购物之前的兴奋弥漫在这个短暂的通道上,通常,一个淘气的男孩抑制不住这种兴奋,他故作姿态,不愿耗力上楼,这个斜坡给了他一个表演机会,他会拉着母亲的手臂左右旋转且扬扬自得。而另一个下楼通道又给了他另一个机会:那是个不折不扣的滑滑梯,他可以坐在地上一直滑下去,或者,他通过一种俯冲方式获得快乐。因为没有目光的监视,家乐福扫除了禁忌。这里没有惩治、呵斥、恶言相加,相反,顾客可以建立自己的秘密小世界,他可以在任意一个角落里搜索。脱离了权力机制的这种自由为为所欲为和放任自流提供了温床。在家乐福里面,顾客可以直接和物交手,而完全不顾及一些礼仪式的含蓄,作为中介的柜台、作为物的看护者的售货员被取缔了。购物者与物随时可以建立一种临时性的亲和关系,他们相互吸引,相互摩挲和私语,他们相互试探、权衡、评估、判断,二者没有距离、间隙、冲突、隔阂。时间并不会为这种喋喋不休而动怒,顾客也无须为他的犹疑不决付出代价。在物面前,他有着充分的自由、信心、勇气,他可以不停地摆弄、观摩和猜想,他可以片段性地作为它的主人(一种有充分所有权感觉的主人)。而且,顾客(只要他有充分的时间)可以将所有物品都主人般地仔细地搜寻一遍,他甚至能作为一个物的研究者大摇大摆,对于他来说,这些一望无际的物不过是些暂时无人看管的弃儿。家乐福的购货通道十分宽阔,它足以容纳一辆大卡车在其中穿行。这给手推车提供了方便。购物者的双手只能是空空如也,他购买的物品被指定安置在手推车里,这就是手推车的铁律,同时也是它的泛滥根源。购物者推着手推车,缓缓而行,这就是家乐福展现的一种独特动感,一幅购物肖像图。几乎所有的购物者都能感受到手推车在实用之外的乐趣。手推车可以消除购物时的单调和紧张。购物者在选购物品之后——为此,他必须付出一些精神上的代价,他的脑力和体力同时在盘算与权衡中受到损耗——通过手推车来调节和缓释一些暂时的紧张感,因为手推车富于一种轻松的手感。购物者将注意力转移过来,他通过掌握手推车的方向和速度,一种驾驶技术,一种支配和控制的技艺,一种操纵艺术,来获得某种游戏式的满足。手推车还可以用作恶作剧的手段:它可以对一个人进行轻微的试探性的进攻,可以将这种进攻乔装打扮,将进攻掩饰在无意的面具下,最终策略性地悄然启动。几乎所有的手推车都曾经和别的手推车相撞,而且,相撞来临的那一刻,手推车的主人都不刻意避免,而是兴奋地满怀期待。无疑,这不是一种实质性的剧烈冲突,它引发的不是暴怒,而是双方会意的但藏匿在心头的微笑。显然,手推车可以实现无意间的碰撞,暗示一个人的攻击本能,同时又使这种本能在光天化日之下不受批评。对于一些彼此陌生的年轻男女来说,手推车是一种语言,它可以示爱、挑逗,甚至故意引发暧昧的纠缠。这是可能性的道具、欲望的遮掩面纱,这也是羞涩的冒险、怯懦的勇气。他(她)满怀目的,但不是明确的目的。对于儿童来说,手推车就差不多是个碰碰车了,他毫不掩饰对碰撞的迷恋。儿童有时候就是冲着手推车来到这里的,对他来说,货物并不一定能激起他的兴趣。他的注意力、他的小小快乐、他的瞬间幸福在碰撞的那一刻达到巅峰,为了这一刻,他全神贯注,四处搜索,寻找机会,他不像成人那样掩饰他的动机和幸福。一旦时机成熟,他就果断出击,他会将自己的车猛地撞到另一辆车上,然后等待着回报,就在这种明确而又躲躲闪闪的碰撞中,儿童展示了他自己的秘密、真理和哲学。然而,作为哲学和语言的手推车,并不排斥作为购物器皿的手推车。碰撞只是手推车的附加功能,在片刻的碰撞之后,空洞的手推车在等待着漫长的填充。在家乐福,在货物填满手推车之前,手推车常常被一个更小的孩子——常常是婴儿——填充着。他坐在购物车里,欢快地打量着四周,满足、骄傲、得意扬扬,既逍遥,又充满传奇,既享乐,又冒险,孩子的脸上焕发出一种奇异的光泽。这是家乐福的全部语境中最温馨的片段,家庭、欢乐、福分——这些人民理想——生动地浓缩在这个片段中,而又反复地被铭写出来。在家乐福,孩子的坐车行为并没有因为它可能造成的对车的损害而遭到制止,相反,它受到家乐福的鼓励,它内在于家乐福的结构本身。这个温馨的片段将购物这种充满盘算的交换行为转化为一种家庭行为。商业心甘情愿地遭受着感情的腐蚀、蹂躏,在此,购物被娱乐化了。顾客和孩子其乐融融,他们摆脱了购物的严肃性、政治学、边界线,最终,摆脱了购物的空间、购物的建筑、购物本身。孩子返回了游乐场、返回了家中、返回了自己的游戏时光。能装进一个孩子的手推车的吞吐量是惊人的,家乐福的购物车欲壑难填,它像一个无边的黑洞,有着巨大的吞噬力和吸附力。奇怪的是,购物最终不是为了满足顾客的口味,而是为了满足手推车的容量。在手推车和货物之间,顾客常常成为一个被动的中介者,货物和手推车在冥冥之中相互召唤。顾客呢?他成为它们之间的通途、桥梁,成为它们相互召唤的声筒,他鬼使神差地将货物往手推车里填充。是什么在支使着他?是完满性原则在支配着他,是美学法则在支使着他,是快感原则在支配着他。顾客,总是无意地将填满手推车视作己任,总是让手推车饱和,让它获得圆满性,他消除缺陷、填补漏洞,让它负荷累累、成就显著。此时,收银台还在遥远的另一端沉默着,付款的脚步声尚未临近,购物的经济和交换本质还没有最后露面。购物暂时摆脱了它的商业语境,摆脱了它的冰冷无情的利润法则,摆脱了蛮横而伪装的自由交换原理,总之,它暂且摆脱了实用性,摆脱了经济学。此时此刻,购物成为娱乐行为、审美行为。它仅仅是挑选、分拣、填充,是手工耍乐,是古老游戏的现代复活。这也是不顾一切的满足,有时是疯狂的满足,这是双重意义上的满足:使空洞的手推车得到满足,使购物者的欲望得到满足。这是形式美学的满足,也是动物本能的满足。结论严肃的购物转换成了符号的购物,交换脱离了它的基础,家乐福的原则就是将劳动剔除在商业行为之外,剔除在政治经济学之外。这个空间要排除劳动的阴影,要抹掉商品身上劳动的痕迹。商品被包裹起来,它展现的是形式的一面,它首先是作为包装好的艺术品而存在的,作为审美对象和娱乐对象而存在的,商品的内在价值、它的核心、它的基础、它的生产实践和劳动含量隐而不现,在此,商品好像从来没有被汗水浇灌。这不是含辛茹苦的商品,而是唾手可得的轻浮商品。商品在实用性外,展示了娱乐性。剔除了劳动性,也就剔除了美学的崇高法则。我们看到,在家乐福里,一切都滑向了游戏,滑向了表层,滑向了肤浅的戏剧。购物不再是家庭的盛大仪式,不再是精心谋划的壮举,不再是反复的算计、权衡、长久犹豫之后的痛苦抉择。购物不是在浓重的悲剧中完成,而是以喜剧的形式在谈笑间、在喧哗里上演。在这样一个购物的历史舞台上,我们现在同时上演着三幕戏。首先是马路戏。我们看到了形形色色的地摊、菜场、游民的三轮车、昏暗街头的小吃店,甚至引导潮流的时装街。这是朗朗白昼下的小型交易。购买是在喧哗中进行的,不过是在讨价还价、算计、争吵、充满阴谋和骗局的喧哗中进行的。对交易中的双方而言,物是完全实用的,物的劳动价格并没有被刻意掩饰,相反,它被过度扭曲:在销售的一方,劳动价值在尖锐的说教声中直冲云霄;在购买的一方,劳动价值在咕哝的低语中一落千丈。交易的双方都不掩饰他们的动机,他们的目的都显而易见。在此,所有的布景、所有的格调、所有的隐秘劝诱和欲望道具都被抛弃了,如果说有谋略的话,那也是赤裸裸的欺骗谋略。这样一种马路交易,通常是一次性的、随机的、低成本的,它有时是蛮横的,并可能伴有轻微的暴力。它既不守信用,也不遵守法律。它只对有关利润的阴谋负责。这也是最古老的交易形式,开阔和无限延伸的马路是它的不朽图腾。与此截然相对的是马路旁的阔绰、气派和堂皇的现代商场。这是美学的、幽雅的、理性的和文明的购物戏剧。这是崇高的美学、刻意的幽雅、小心翼翼的理性和道貌岸然的文明。在此,物多少有些神秘,有些深度,它们意味深长。结果,这些物的繁杂的人工因素强化了它们的劳动价值。物,总是自我增值。购买不再是一种纯粹而直接的交易行为,它是暧昧的探索、严肃的仪式和慎重的选择。这里既不欢笑,也不忧愁;既不争执,也不喧哗;既不狂喜,也不悲鸣。法律和契约对公开的欺骗大睁着双眼。总之,这里没有阴谋得逞的戏剧,只有理性反复推敲的暧昧艺术。第三种交易形式在家乐福里表现出来,这是平易的、娱乐的、游戏式的、忘我的交易行为,甚至连交易的出售一方都是隐匿的。交易性被最大限度地弱化了,或者说,这是反交易的交易,反计算经济学的交易,反劳动的交易。物变成了没有深度的道具,交易变成有关物的游戏,超市成为新型的游乐园,这是当代社会的购物乌托邦。这样一个神话,在狭窄的出口处,在冷漠的收款机器旁边,在收银小姐礼貌而悦耳的招呼声中,刹那就崩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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